内容来源 | 海法思享会 原创团

文章作者 | 曾辉、庄若鋆

前言

2025年4月初以来，美国对中国输美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部分商品的累加关税甚至一度达到了245%。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针对中国航运等行业“301调查”结果，宣布对中国船舶征收港口费，并建议中国制造或含中国组件的起重机、中国制造的集装箱、底盘及相关零部加征关税。

上述种种举措下，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发展遭受重大影响，航运公司可能将采取重新部署船舶航线、停止停靠二线港口等方式。而航运公司跳过二线港口，除将加剧港口拥堵的情况，反过来还将再次导致运费飙升，对物流运输造成更多不确定性。

在此大背景下，货运代理行业除面临货量显著减少、业务量下滑的危机外，可以预见起运港托运人放弃装船、要求退运或转港、目的港无人提货、收货人弃货、海关查验查扣的案件所带来的风险将急剧增加。本文尝试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从货运代理行业的业务模式的角度，分析货运代理企业如何预防风险、应对纠纷，最大化保护自身利益。

货运代理企业在国际货物运输中起到了联通各个运输环节的桥梁作用，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反过来又同时受到贸易关系、运输关系及相关政府行政管理关系下各当事方的掣肘，进退维谷，陷入僵局，甚至遭受损失。

考虑到上述情况，货运代理企业往往急于寻求脱困的方法。例如，货运代理企业可能考虑以关税上涨导致履约成本显著增高为由，主张解除“一口价”的包清关货运代理合同或运输合同；主张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订舱量大幅度下降，请求变更“包板协议”或“运价协议”中承诺的订舱量；船东纷纷绕行、改港等情况导致运输迟延、甩柜等异常情况发生时，如委托人要求货运代理承担违约责任下，货运代理企业也可能会以贸易摩擦的背景为由提出免责抗辩。

反之，货运代理企业也有可能面临委托人因目的港收货人解除合同或拒绝提货，而提出弃货、退运、转港或要求解除委托合同等要求，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委托人消极应对、下落不明的情况。此时，货运代理企业能否依据合同条款的约定打破僵局尤为重要。在此，我们以当事人最常提出的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情形进行讨论。

货运代理行业作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其行业特殊性。货运代理深度参与到货物运输全程的方方面面，涉及种种业务环节、合作模式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面临各种不同的风险。

举例而言，本次贸易摩擦对于“清关包税”模式的货运代理企业，在原本的业务模式风险下可能会产生新的冲击。不仅是关税调整导致的价格、成本变动，目的港严查和港口堵塞也将会导致纠纷进一步增加。尤其“一口价”模式的业务，如缺乏对收费价格的调整机制，代理人承担的成本增高，难以应对市场变化。

航空运输常见的“包板”、“包舱”模式中，货运代理公司常常发现自身处在与航司、托运人之间左右为的境地，近期也将面临挑战。

一方面，各货运代理企业与航司签订的包板协议，往往约定了货运代理方每月承诺达到的运量且不得提前解除合同，否则将收取空仓费或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金。

另一方面，货运代理方与托运人签订合作协议，货运代理企业承诺为托运人提供包板额或舱位，在航线大幅度调整的情况下，不排除托运人可能以货运代理企业提供的包板额或舱位未达到约定数量、合同目的受阻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导致货运代理企业腹背受敌、处境消极。

例如，在（2021）京0113民初10426号案件中，原被告双方签订某航班“周247”（即周二、周四、周日）、5000公斤/班的批量舱位认购合同，因疫情原因无法提供约定日期的航班舱位，原告主张请求合同，法院认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支持原告主张。

在这样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货运代理企业需要更依赖于合理的商业判断为企业保驾护航。

可以预见，未来将发生大量无人提货或弃货的情形，货运代理人自收到消息起如何应对，将成为未来诉诸法院或仲裁庭时重要的举证内容。

首先，在收到目的港异常情况，甚至是在托运人或收货人出现预期可能不支付货款或迟延支付货款的异常情况时，货运代理人就应当提高警惕，注意做好及时告知义务，尽量以书面方式留存证据。

其次，及时减损，必要时需要买断集装箱或将货物开箱理货另寻较低成本的货物保管方式的，应做好与各方的沟通记录，并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再次，货运代理方应当注意自身的身份角色。以FOB贸易条款下常见的“双提单”模式为例，出具货代提单的无船承运人，往往既是船东提单记载的托运人，又是实际托运人的承运人。在货物滞港后，代理人往往面临船东的滞期费、仓储费账单，又有可能面临发货人迟延交付或无单放货的索赔。

然而，如果货运代理人作为订舱代理，则仅是受委托为托运人订舱，除非另有约定的，没有承担目的港费用的责任。但实践中，往往因为代理人以其与船东的合约订舱，受制于船东的谈判地位，而不得不出面解决纠纷。货运代理在接受委托时，应根据业务模式下自身的身份，判断风险成本。在协调沟通过程中，应谨记自身角色，明确自身权利，避免作出超越代理权限的承诺，或负担不必要的责任。

最后，在目的港异常的情况下，代理合同的约定对货运代理处置货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货运代理企业在签署合同时，应注意条款设计，从费用分担、货物处置、代理权限等角度设计条款内容，为未来的异常情况应对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不同的业务模式下，货运代理企业需要判断各个环节的风险并据此签订合同，一套模板走天下的方式已经不能再适用所有的业务。

在初期接洽客户和磋商合作时，应当建立对客户的全面调查，对客户的货物信息、运输要求做好记录，对于高风险业务、高风险货物，应要求提供单证记录。在合同中，可以增加客户合规承诺条款，并且应当避免由货运代理人承担对货物单证相符、单单相符、申报信息真实准确等义务的保证责任。

2. 更具有针对性的变更或解除条款。

尽管目前适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制度的门槛较高，但不排除未来司法实践会出现新的风向。货运代理企业可以考虑在情势变更或不可抗力条款中加入关于政府政策、贸易制裁或加征关税的相关情形。此外，货运代理方可以在已有业务模式的基础上，考虑将运价或运输成本增加、政府政策导致的船东绕航、港口堵塞、航次/航班取消等情况加入协议中，作为免责事由，或者设期限内协商变更、中止履行或解除合同的对应解决机制。

3. 价格调整条款。

货运代理企业可以约定，如船东或码头、港口通知新的收费项目，或已有报价项目收费调整（例如运价）超出一定幅度后，双方需按照一定比例分摊费用，或由某一方单独承担全部费用。通过设定成本浮动区间及对应调整公式（如挂钩市场指数、关税成本比例），保障双方在极端政策变化背景下的权利义务平衡。

4. 合理设计结算条款。

货运代理企业可以采用常见的“付款买单”、“单票结算”等方式，使自身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对于风险较高的业务可以考虑适当缩短账期、减少授信额度、要求提供保证金、担保人、担保物的方式，为后期纠纷解决提供保障。

在2025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情况下，全球供应链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商业风险，关税壁垒、政策变化导致物流市场的急剧波动，对货运代理企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形势下，货运代理企业不但需要灵活调整业务模式，优化市场布局、开拓业务模式、加强与上下游合作方的协同运作，还应当在合同管理、风险转移机制和合规建设等方面持续提升企业实力，积极合理应对风险，在挑战中寻找新的契机，实现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布局的转变。

扫码 关注

海法君